分析:底层不只有残酷物语 在淘宝村看到的另一种景象

(网经社讯)过去的这个春节,那些返乡过年的城市精英,用他们问题意识和细腻笔法,对五环之外的观察转化成文字,抛进舆论场。于是,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农村问题大讨论。

返乡笔记早已不是让人陌生的文体,对于农村的刻画和讲述,它往往不会偏离残酷底层物语的基调——人情关系的盘根错节,底层人的不思进取,攀比盲目,暮气沉沉……

乡土的沦陷,很容易让人将它“落后”二字挂钩,把它当做与现代社会脱节的飞地看待。但所谓底层物语,其实不尽是残酷和衰亡,它也有生机和活力的一面。

浙江义乌江东街道青岩刘淘宝村,工作人员正在打包整理快递货品(图/图虫创意)

如果你从义乌驱车来到郊区的青岩刘村,便会发现,这座“中国网店第一村”,看不到多少空巢老人的身影,年轻人朝气蓬勃地将大小商品打包发货。

通过一根网线,一座座村庄走在了电商的最前沿。购物车背后的中国底层,正在用他们的勤奋,与科技浪潮连接。从义乌到郫县,这种拯救下沉农村的努力,构成了另一种底层物语。

睢宁县是江苏的省级贫困县,2006年,睢宁下辖的沙集镇东风村青年孙寒,辞去了县移动公司的“铁饭碗”,开起了第一家网店,随后名叫陈雷和夏凯额两个年轻人相继加入。

在互联网基础设施还未完全普及的2006年,做淘宝是一件值得想象、但又极具冒险色彩的创业行动,周边村民都处于观望和怀疑状态。

但在那片死气沉沉的乡土上,“三剑客”开启的电商模式,却成为农村新经济的源头。

在电子商务浪潮的历史进程中,“三剑客”成为早期农村电商的代表,而他们的成功,在生产方式极为单调的农村,开辟了另一条生财之道。

中国的农民,对生存永远有着敏锐的感知意识。农村电商的推广,在口耳相传的熟人社交网络下很快复制开来。尝到甜头的不只有东风村和“三剑客”,如果要梳理淘宝村的源流,2006年前后义乌的青岩刘村也不得不提。

在全国接近70万个农村中,青岩刘村算不上特殊的存在,2005年旧村改造的过程中,它还是义乌出了名的“问题村”——乱搭乱建,污水直排,一副脏乱差的景观。

2007年,这里诞生了第一家淘宝店铺“邻家实惠小店”,至此,青岩刘村正好踩中了电商崛起的时间节点;毗邻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区位优势,又被连接全国市场的电商充分挖掘。

“淘宝村”义乌青岩刘村牌坊(图/图虫创意)

淘宝村的产业模型,让这座网红乡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大变:目前为止,青岩刘村的在册人口不到2000人,但电商从业人员超过2.5万,他们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。

两三万25岁的年轻人,蛰伏在农村的三四层小楼中,挑灯夜战,忙不迭地回复“亲”。在高度空心化的农村,这并不是一幅寻常的景象。

它让村庄看上去不那么暮气沉沉,岂止是不暮气沉沉?聚集在刘村的三千多家网店,每年能贡献40亿左右的销售额。

今天已经很难界定,谁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淘宝村。事实上这些电商发达的农村,被正式赋予“淘宝村”的名字,也还要等到2009年。

这一年,江苏睢宁的东风村、浙江义乌的青岩刘村、河北邢台的高庄村,成为被阿里认证的全国首批淘宝村。

淘宝村,这是一个有现代感的名字,它对应着崭新的生产结构和农村生态。以至于在2011年,当时的总理温家宝批示,要总结诞生了第一批淘宝村的“沙集经验”;2014年,青岩刘村还吸引了李克强总理的到访,并获赞“中国网店第一村”。

从阿里认证,到官方认可,2009年后的淘宝村,呈现出星火燎原的势头,它为农村带了人气。是的,农村的生机活力,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气,它对应的留守现象,历来都是乡土沦陷的痛点。

哪怕那些返乡的观察者,最终还要回到城市,一年一度的农村问题大讨论,往往逃不过春节的保质期。被遗忘是农村普遍的宿命,跳出农门则成了农民对子女的最大期待。

比如像淘宝村数量在全国前列的许昌,它所在的河南,属于劳动力输出大省,流动儿童数量相当庞大。民政部的数据显示,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,其中河南就有69.9万。

随着青壮年的出走,子女和父辈被遗留在乡村,变成无人托管的边缘群体。过去农村老人和妇女居高不下自杀率,留守儿童夏季密集的溺亡事件,很难说与此无关。

留不住人的农村,还有救吗?至少青岩刘村的案例说明,城乡二元壁垒下的农村飞地,正在经由互联网被整合到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版图中。

一方面,就像广西柳江基隆村盛产螺蛳粉的淘宝村一样,中产阶级的味蕾,能够享受乡土特色的风物,消费边界拓展;另一方面,那些背井离乡的青年,他们多了一个回去的理由。

2017年的《扶贫蓝皮书:中国扶贫开发报告》,揭开了一个略显残酷的事实:

2013年以来尽管中国农民的可支配收入,年均维持着7.7%的增长速度,但低收入组农户的人均收入却平均下降了0.2%。

这种结构性的贫富分化,不只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特有现象,哪怕在东部,如果以富庶的江苏昆山县和江苏省级贫困县睢宁进行比较,二者的经济体量也是天壤之别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菏泽,前不久因为取消楼市限购,而被全国媒体聚焦,人们发现,发展水平在山东摆尾的菏泽,贫困村数量八百多个,外流人口占总人口的15%,达到152万之巨。

菏泽人口外流,是发达地区贫富分化的缩影。但其实这座至今不通高铁的城市,在过去几年的电商发展中,一直在努力挣脱交通、区位、工业基础不足等缺乏“比较优势”的局面。

在菏泽曹县安才楼镇安许楼村,出生于1989年的费敬,和152万外出务工的青年一样,高中毕业就去了发达的上海打工。他本该像广大“沪漂”一样,攒够“老婆本”然后回家娶妻生子,但自从2008年3月开了菏泽第一家、山东第二家淘宝店后,人生轨迹彻底改变。

被认为“玩电脑,不务正业”的电商工作,给他带来了500万的营业额。500万,这是一个打工族攒一辈子才能积累的财富。

事实上,像“菏泽电商第一人”这样的致富故事还有很多。

比如,2009年,从部队探亲回来的葛秀丽,在1688.com上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,一下子带动了整个大集镇丁楼村淘宝的发展;一年之后的2010年,务工青年任庆方回到丁楼,从卖服装到加工服装,最终在天猫上做起了自己的品牌……

年轻人看到电商发展的潜力,纷纷回乡创业(图/图虫创意)

年轻人凭借着对互联网技术的熟悉以及掌握的运营销售技能,将农村的闲置“产能”开掘,那些曾经被大工业生产打败的传统手工艺人,得到了再就业机会——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淘宝村之一新华村,银器、铜器等手工艺品,被销往全国各地甚至美国、日本。

没有一技之长的老人或中年妇女,也能通过打包、物流等,参与到分工链中来。这条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很明显,最直接的表现是,电商交易额超千万的淘宝村与日俱增。

比如同样在曹县的大集镇丁楼村,2010年到2017年,经营电商的家庭,从几户发展为280多户,占村总户数的90%以上,这个淘宝村现在成了全国影楼、表演服饰的知名产地。

相对于外出打工,或者留守农村种地养猪,电商带来的还有实实在在的收入。2013年曹县淘宝村人均年纯收入为9920元,全县人均年纯收入为9246元;2016年,曹县淘宝村人均年纯收入为16500元,同年曹县全县人均年纯收入为13451元。

淘宝村村民的收入增长势头,要明显超过平均水平。所以,聚集了168个淘宝村的菏泽,才能让7.5万外出务工人员回流。如果没有电商就业,菏泽人口流失的状况还要更严重。

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,在淘宝村中,涌现出了不少“父子店”,两代人取长补短,相互分工协作,曾经被城乡二元分割割裂的亲情,被电商模式缝合起来了。

2015年,在深圳打拼了十余载的任凤琴,因为村淘合伙人的一纸招募,毅然回到了福建晋江的永和镇。成了“留守妇女”的她,目前却已经有了个人的品牌——“村姑柚惑”。

无数个东风村、青岩刘村,或者“三剑客”、费敬、任凤琴的故事,构成了一部改变农村命运的淘宝村简史。

数据显示,中国的淘宝村数量,从2009年的3个增长到了2018年的3202个,分布在24个省区,330个县区,带动就业机会180万个。

四川省成都土地村的淘宝村劳务市场(图/图虫创意)

一台电脑、一根网线,就当起了老板。这是淘宝村数量全国最多的义乌流行的一句话。电商的确不算是有多高门槛的职业,但对底层来说,它不仅是就业机会,甚至可以说是救命稻草。

目前为止,有1/5的淘宝村分布在贫困县,即将过去的2018年,有43个贫困村成淘宝村后整村脱贫;前面提到的小城菏泽,电商受益贫困群众2.5万,占贫困人口6.3%。

蜕变的不只是农民的生存状态,还有农村面貌,它不再是萧条破败,暮气沉沉。广阔的全国乃至全球市场,让各类农村产业从无到有,从家庭作坊到大工业生产,或者原有的产业基础效益得到充分发挥。

与此同时,电商和产业的发展,让农村的道路、互联网、物流等基础设施升级。在农村物流的“最后一公里”打通后,我们能看到很多有地域特色的产品:

比如浙江杭州临安市白牛村的坚果炒货,河北保定高碑店市白五村的箱包,浙江省嘉兴桐乡市义马村的蚕丝被……它们能够直接抵达五环内中产的大门前。

90后的湖南常德石门县村小二雷光礼发现,虽然农村购物人群的年龄偏高,所买的东西却是“什么千奇百怪的都有”。

的确,购物车里的中国,因极具地域特色而显得丰富饱满,产品另一端,是虽然沦陷但正在极力自救的乡土社会,这真是种其妙的连接。

有连接就有流动。2017年年末,京沪人口出现了罕见的同步负增长,而那些东南沿海的外来务工人员,回流户籍所在地,成为最近几年的大趋势。

淘宝村所引领的人口回流,可以说功不可没。

在驱动返乡“村淘”创业的过程中,淘宝村正在从东南沿海向内陆扩散,它与中国的产业转移浪潮形成了共振。那些背井离乡的青壮年,他们多了一个选择的机会。

一台电脑、一根网线,就当起了老板(图/图虫创意)

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,电商还将继续下沉,不出意外,中国的淘宝村,还将迎来持续的增长。

当然在激烈的电商竞争中,文化层次不高的农民,未必都能成为赢家。但农村的贫困本质上不是手段或者技术的贫困,而是观念的贫困。

当他们意识到在急速变化的时代,必须借助互联网去了解世界,接入到全国经济分工的版图中时,改变已经正在发生。(来源:冰川思享号 文/肖岳;编选:网经社-电子商务研究中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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